农民能否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直接决定中国的未来 麦圈／图
编者按：舞台上一片欢腾。在新农村建设这部事关中国前途的历史剧中，随着剧情的深入，近半个中国启动了新型合作医疗、4800万名西部中小学生开始享受免费教育、2006年一年中国农民每人腰包里多了300块钱、沿海城市打造了一个个高档的试点新村。
在八面风光之下，5位大学教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部历史剧当之无愧的主角——中国9亿农民，还没有入戏，他们还不能适应帮助他们发家致富的种种政策，而那些已经入戏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农民兄弟究竟需要什么。
剧情的发展由三股力量推动，一股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发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一股是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项目；第三股就是各个地方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前两股是非正规部队，后一股是新农村建设的王牌军。
非正规部队思路清晰，但缺乏资源，更存在合法性的问题，至今步履维艰。王牌军手中资源丰富，但无法摆脱行政执行的路径依赖，最终是“财政支农两千亿 农民受益毛毛雨”。三股力量都面临挑战，这部大戏如何才能完美演绎？
让我们再一次睁大眼睛看看邻国韩国吧！1970年代初的韩国与中国的当下非常相似。当时韩国政府也启动了新农村建设运动，到1980年代中期，韩国农民的平均收入已经超过城市居民。韩国成功的关键是发挥了韩国农民的主体作用，专家和媒体也深入参与，最终形成了科学的组织实施、反馈、矫正和完善的运行机制，确保了韩国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成功，并最终升华到新国家运动，建立了和谐文明的现代国家。
韩国的完善映衬出中国的不足，但毕竟中国新农村建设这部历史剧才开了个头，中央最高层作为这部剧的总导演也已经发现了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这部历史剧的好戏还在后头。
一位国家级贫困县的干部向调查组介绍，如果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工作，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新农村建设，如果把新农村当成一个目标，他们离这个目标太远了。显然，对于全国超过6000亿元负债的基层财政来说，新农村建设的蓝图异常遥远。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发自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五位教授调研发现，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一年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改善，但部分地区在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果能让农民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将能有效地化解这些发展中的问题
今年年初以来，一份摘编的文稿一直在各大部委之间传阅。半月之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这份并不起眼的新农村建设材料上做出批示。
这份材料是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等五位教授呈送的报告摘编而成。五位教授向中央汇报，他们发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及实施有关。
这是国家领导人对五位教授上书的第二次批示。2006年11月中旬，另一位国家领导人已经对该报告予以批示，认为报告反映的内容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报告反映的新情况抓紧研究。
一年前，新农村建设战略正式开始实施，但在一个拥有世界22%的人口、耕地面积不足世界10%的国度，迅速改善农民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投入巨额资金——2006年支持“三农”的资金达到3397亿元，2007年又增加了520亿元，达到3917亿元。但是，叶敬忠等五位教授通过调研认为，农民成了这场盛宴的被动接受者。
“他们集体失语了。他们缺少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本来这台大戏他们是主角。”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外部力量主导
在2006年，国家正式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后，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路上，出现了三股力量：一股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发动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一股是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培训农民等项目；第三股力量则是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
这三股力量虽然殊途同归，但彼此的意见并不一致。
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很多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和城市化同步进行，解决“三农”问题，重点是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有的学者对此却表示忧虑——城市化可能带来的是失业、贫民窟。
而在发展的重点和次序上专家们也存在争议。比如，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还是发展文化建设、应该发展“村容整洁”还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解决农村负债还是培育新型的农民。
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多种模式：传统乡建运动中知识分子主导的新农村，以韩国、日本新村建设为模板的新农村，以华西村为模板的新农村甚至新村庄建设的新农村等。
“新农村建设到底想干什么，可能有关方面也没想清楚，所以各有各的做法。”6月24日，茅于轼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道。
在查阅浩瀚的各种论述文章之后，叶敬忠，这位长期在农村调研的学者发现，虽然农民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听到的几乎都是来自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等农村外部群体的主张和建议。
另类新农村建设
2006年初，国家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字方针定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2006年5月至6月，叶敬忠带领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在分别位于中国东部、西部、南部、北部的四个省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农村调查。
他们调查统计发现，在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方面这一点上，46.8%的农民认为是生产发展，34.3%的农民认为是生活宽裕，4.7%的村民认为是乡风文明，8%的村民认为是管理民主，仅有6.5%的农民认为是村容整洁。
事实上，从2006年至今，各地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盖房、修路，有些地区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但“绝大多数村庄的新农村建设处于筹备和搁置状态，缺少实际的举措”。
2006年农业部颁发的《农业部关于实施“九大行动”意见》中，将新农村示范行动列为主要任务的第一条。但是，这种示范行动在实际操作中，却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相违——缺乏普及意义。
以试点村为例，调研组发现，一个县试图将扶贫村列为试点村，结果，项目报到省里，硬是通不过。
原来很多试点村主要选择经济条件好、有优秀的领导班子和扎实的群众基础、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村落。其中，某县的试点村选择的是移民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移民村本来就要投入资金建设房屋，“移民有上级拨款，一并解决了”。这些试点村的财政拨款有的甚至达到500万元之巨。结果，移民村、文明村、旅游村、生态村便成了这一轮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
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官员举了一个例子：川西一个村庄改造，政府要求每家花四五万元修一栋房子，房子建好了，又要求别墅化——修车库。不过，他们发现最终猪圈、厕所都没有修。
“用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方法来建设试点村，对这些试点村而言，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更重要的是很容易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农村社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取得的经验无法推广。”叶敬忠说。
叶敬忠在甘肃调研发现，很多家庭80%以上收入用于教育，“即使政府出资达到70%、农民出资30%，也建不成新农村”。
一位国家级贫困县的干部向调查组介绍，如果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工作，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新农村建设，如果把新农村当成一个目标，他们离这个目标太远了。显然，对于全国超过6000亿元负债的基层财政来说，新农村建设的蓝图异常遥远。
体制不顺影响农民收益
2004年，“三农”问题研究专家贺雪峰在一篇《当前农村政策调整过猛》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事实证明，此后3年间，尤其新农村建设铺开之后，受到此前的农业政策调整的影响越来越大。
最近，“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在淮北、甘肃考察期间发现，在西部地区，乡镇一级已经开始无法运转，在新农村建设中，这一级政府无法起到主导作用。而农村中，青壮年男性大量流出，留下老人、妇女、儿童。
调研组在甘肃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大多表示“知道一点”、“听说过”，甚至有高达20.8%的农民根本没听说过新农村建设。
根据调研，虽然有近47%的村民关注的是生产发展，但是，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贺雪峰认为，现在农业的产值越来越低。这已经不同于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时，当时农民的劳动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
尽管如此，66.5%的村民认为，缺少资金投入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困难，其次是缺少技术、灌溉水利等农田基础设施差、劳动力不足、销售困难。对此，中央政府也果断地逐年加大支持“三农”的支出——2003年为2144亿元；2004年为2626亿元；2005年为2975亿元；2006年为3397亿元；2007年为3917亿。
但是，这样一条递增的曲线中，农民最终获益甚少。他们面对的是强势的政府部门。有学者形容这是“财政支农两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
叶敬忠领导的调研组发现，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由于条块分割。扶贫系统有扶贫的安排，水利系统有水利的安排，“中间没有太多的监督，没有过程的管理”。
“现在的农业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开始、结果，对实施过程监控很少，很难知道实施中是冲突还是合作。”叶敬忠说，“这不像国际上一些农村发展项目，有一个专门机构在监督、规划、实施。”
即便如此，要让9亿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按照目前的行政体制，这种支农资金又不得不按照这种固有的渠道投放。
这种路径依赖，正如中国农业大学五位教授给中央领导的信件中所言，导致很多地方尚未建立新农村建设的专项资金，计划中的建设资金受到条块分割的限制，加之地方政府统筹条块资金的能力有限，影响了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需要组织
叶敬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调研中他从没有这么悲观、又从没有这么欣慰过。“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村民对中央的政策充满信心。”
调研数据显示，三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5年内可以完成，半数的农民认为10年内可以完成，八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可以在20年以内完成，很少一部分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需要20-50年，甚至50年以上。
这种对新农村完成时间的乐观预期甚至让叶敬忠都有几分惊讶。他们的调研组发现，绝大多数农民理解的新农村都是以建房子为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新农村基本都是一排排整齐的新房，地方组织各村干部到试点村去参观考察回来讲述的也是新房，甚至各地政府开展的建房、修路、改善村容村貌，更加固了农民认为新农村就是要建新房子的认识。
“预期新农村建设完成的时间越短，这种潜在的失望就越大。”叶敬忠忧虑地说道。2006年11月初，叶敬忠和中国农业大学其他四位教授联名向中央呈送了调研报告。10天后，这份报告就得到中央高层的批示。
面对组织化程度薄弱的中国农民，这些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吁的学者，更多地希望这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能够有一种组织化渠道以供意见表达。
“政策制定的时候，必须要让农民组织化，通过行业协会等参与进来，不光从经济上，还要从政治上参与决策、影响决策。”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07年6月24日，在茅于轼给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这位78岁的老人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改善基层政府的服务水平。“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般要十年甚至更长。”（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邓瑾、赵小剑、徐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徐 楠
问题，还是钱。马宜场屡屡碰壁后说：“温老师说过：目前的现状下合作社搞生产经营的空间很小，可是市场经济，我不能总让大家伙儿光是唱歌跳舞啊！”
山东、河北、湖北等省的农村专业合作社这三年的坎坷经历提醒我们，在现行体制下，这种合作社难以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仲夏的鲁西南，插秧的活儿正紧。济宁市鱼台县姜庄村的农民马宜场，一边在田里忙活，一边盘算着合作社注册的事儿。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
2006年10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这标志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最终有了法律保证。
2006年秋天，马宜场在
中央电视台露过脸。他对着镜头说的话是：“我们门上挂两块牌子，农业局来了就翻到合作社这一面，民政局来了就翻到养殖协会这一面。”这是专业合作社法之前合作社的典型处境。
现在不同了。但马宜场还是说：“合作社的道路很崎岖，很难啊！”
“只赚吆喝”
2004年春天，马宜场参加了河北定州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第一期培训，茅于轼、温铁军、王晓山、李昌平等学者陆续登台，主题就是发展农村合作社。
马宜场在课上发言说：“多交流，心里有些东西一下就豁亮了。俺要养兔，搞合作社——俺不能顶天，但能立地。”那十天里，他一直兴奋得脸色微红。
2004年由此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标志性节点，66名学员将合作社的思路带回家乡。这次培训因此被戏称为“黄埔一期”。
思路是明晰的：搞文艺队、成立老年协会，把二十多年来一盘散沙的农民们先联系起来，然后争取联合购销、合作生产。
就在这一年，几十个新的合作社从田野里发出芽来。
2005年开始，安徽阜阳南塘村的兴农合作社着力发展有机种植。
唐殿华老人拿出自家的两亩地，中年妇女张怀侠把自家的存款借给合作社，众人一起浇地、拉粪、沤农家肥。全村老人一辈子的传统种植经验，都集中在这块紧邻大路的田地上了。来往的人们经常打问：“这是谁家的地啊？种得这好！”
收获了。白菜、辣椒、胡萝卜，个个鲜亮，擦一擦就能入口。这是多少年不曾有过的了。拉到集市上，还引来了电视台的记者。那一年他们用有机方法种植的蔬菜，很快顺利售完，盈亏持平，合作社士气大涨。
2006年，有机种植的规模迅速扩大到三十余亩。
市农业综合开发局提供了一套灌溉设施，菜篮子工程办公室提供了上千元的种子，并且经常进行免费进行技术指导。社员们的设想是：获得政府的农产品质量认证，打出自己的品牌，就可以实现真正的高效益了。
但是一切，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
首先，无公害的农产品质量认证必须经农业部批准认可，而这样的一个认证，需要花费近10万元——远远超出兴农合作社的承受能力。
超市接纳了这批蔬菜，却只能给出与普通蔬菜同等的批发价格。“不成交也可以，反正超市不愁进货。”
于是合作社妥协了——毕竟超市是最好的销售渠道。另外又花钱印了一批标签，注明是合作社用农家肥生产，每一个萝卜上贴上一张。
2006年年底，最后剩下一批蔬菜，社员们蹬着三轮车拉到集镇上，叫卖售完。
2006年的有机农业，给兴农合作社带来了比以往更为规范的内部选举，然而，赔了几千元钱。
“再也跌不起跤了”
马宜场微红的脸上，如今常常愁云密布。
姜庄合作社的第一个生产经营项目是养猪。2004年开始，募股、借贷、建猪场，十几万元的投入，热火朝天。谁料头一年就赶上行情大跌。“现在五块七毛多钱的猪啊，去年就两块五六。一头母猪几千块买来，卖出去就几百。”
“入秋又赶上9月份的疫情，从南到北，说是风里传的。”姜庄猪场存栏的四百多头猪，现在剩余两百多头。马宜场个人背着信用社1万元的债，另外两名理事是他的保人。
“我们还把妇女组织起来养鸭，正赶上禽流感，现在30块钱一只，那时候10块钱都卖不出去。你说坚持吧，拿什么坚持？”
“跟企业合作吗？想是想，照说也可以啊，我们没有钱，但是有地、有人。可是跟人家联系不上。”
在猪价最低的时候，马宜场几乎跑断了腿。最后找到副县长。目的就一个：“我们能不能自已屠宰？我们是合作社啊，不是个人，肯定会通过检疫的！”答复是：不行。
马宜场心疼得要命：“我们喂一头猪亏200元，他们把猪拉过来宰了就赚200元。”
在姜庄，合作社几乎还不曾支付什么“合作成本”——对理事们来说，没有补贴，没有路费、电话费的报销。有社员去世，合作社会花40元左右送上一个花圈。这几乎是最大的日常开销了。
三年了，马宜场不堪重负：“撑得真是辛苦啊！”
“黑
木耳、藕、虾，项目都不错——只要有资金，技术不是大困难，想做就能请人过来，当年回本。真想干，但是真怕赔。老百姓钱不多，亏这几个钱，打击很大……”
“叫鸡还得给把米”
资金，同样是三岔合作社的最大困扰。
位于湖北省神农架地区的三岔村，有着较好的山地资源，适合种植经济作物。合作社发起了魔芋协会、天麻协会、板栗协会，还包下了一片茶场，准备出产有机茶。
每一个协会都单独募股，不够的依靠个人借贷。
不知有多少电话打给理事长向昌海：“人家浙江的来电话，就问有没有魔芋精粉。现在要有个10万块钱，我们就能搞个加工厂，从魔芋粉到精粉都能加工。可是没有啊，上哪里去弄呢？”
“民政局建议我们先以协会注册，说合作社注册规格更高、要求更高。现在就是靠个人贷款，哪个企业上项目还不得贷款百八十万的，可俺们农民，五户联保借个三五千的，都比啥还难。叫鸡还得给把米呢。”
问题，还是钱。马宜场屡屡碰壁后说：“温老师说过：目前的现状下合作社搞生产经营的空间很小，可是市场经济，我不能总让大家伙儿光是唱歌跳舞啊！”
无论姜庄还是南塘，合作社的农资集中购销大得人心。在南塘村，有农药贩子告到工商局，调查的结果反而证实了合作社的货源质量可靠。
姜庄的农资店里，优质的种子售价比市面上低三分之一，合作社社员能在每袋复合肥上享受到15元的优惠，合作社覆盖的地区，能为农民剩下6万元的农资开销，马宜场自豪地说：“不管质检还是工商，在我们的店里任他怎样也敲不出竹杠?选”
只要是参加獭兔协会的农户，每斤兔至少能多卖出5元钱，还有车上门来拉；合作社还有一只小支农队，谁家农活忙不开了，上门帮忙。
然而马宜场说：“我已经撑得太累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章第五十一条专门规定：“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
姜庄的一位农民指着这一条说：“多渠道的资金支持，都上哪儿去找呢？”
农村文化建设是民间乡建运动最显著的成果 麦圈／图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发自河北定州
“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村落村民，历来善分不善合”。
“善分不善合”
“今年一次水都没抽！”6月24日，刚从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的新贺泵站回来的贺雪峰略带几分忧愁地说道。
这位致力于“三农”问题的学者现在非常担心新贺泵站的前景。2003年，在贺雪峰的建议之下，服役超过寿命期限的新贺泵站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办法来运营。
但是现在，贺雪峰发现，当把泵站改造成市场化的运营之后，抽水的谈判对象越来越分散，找不到谈判的组织。
新贺泵站的遭遇是中国民间乡建运动的一个缩影。在青壮年农民逐渐流出农村，在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情况下，对于那些秉承晏阳初、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在中国农村开展着各种乡建活动的学者来说，举步维艰。
以往，泵站在旱情来临的时候，可以找到村民小组长从中协调，但是自从税费改革后，湖北取消了村民小组长，再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从中进行协调。
显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依靠民间自发的组织。但是贺雪峰经过调研后发现，要在这些自发组织内达成一致协议，成本太高，有时甚至要让这个组织的牵头人自己垫资。
“假设一个村民小组30户人家，只要其中4至5户不抽水抗旱，那么这个组织就难以维系下去。”贺雪峰说。
“因为小农合作的本身特点——马克思早就提出了传统小农就是一个个的马铃薯，这种合作意愿就很低。”“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说。9年前，他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中国村落村民，历来善分不善合”。
正因如此，目前全国各地成立的农村合作互助组织，大部分规模偏小，这大大降低了它们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转道文化重建
在合作经济效益并不能短期之内改善的情况下，还有另一部分从事乡建的学者选择了从文化入手。
一位近期刚从江西调研回来的学者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看到的很多农民是为生计、家庭发愁，缺少对前途的信心。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留守人口。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份调研报告中称，目前我国农村有23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1800万留守老人。
犹如七十多年前一样，中国的乡村建设的学者们开始试图恢复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七十多年前，晏阳初将当时的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分别医治。
在这些乡村建设的学者的观察来看，
传统文化、传统秩序正在农村沦陷，“以往谁家死一只鸡大家都清楚，现在谁家死了一个老人可能都不清楚”。而主流文化全部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的文化——能够给农村定位的只有电视。
现在，这些学者努力通过老年人协会、文艺队等文化性组织让曾经被忽视的群体有尊严地活着——他们并不比繁华都市的居民差，对未来有一种预期。
从2003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兰考县组建了五支农民文艺队、两个老人协会。2004年兰考陈寨村文艺队在城、乡共演出三十余场，并且登上了兰考县春节联欢会的舞台。2005年，何慧丽又把他们请到了北京，在高校演出。
“我是希望她们能够有自信、自尊和这种主人翁意识。”何慧丽说。
2003年开始，贺雪峰借鉴温州经验，在湖北荆门和洪湖的四个村开始了老年人协会建设的实验。
在贺雪峰的眼中，村庄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少，通过老年人协会的实践，可以“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基层组织逐渐撤出乡村生活的过程中，让这些老人介入每个家庭，对村干部施加影响，进而变成一种社会性力量。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并不能在短时期内减少农民的情况下，这种传统的道德、文化、伦理秩序的重建，也在一定程度上，让那些背着行李卷辗转在各个工地之间的农民工有一个指向——他们老了以后不会变得孤独无助，儿女不会不孝顺这些最基本的中国传统价值观。
民间乡建式微？
经过近30年经济利益唯上文化熏陶的中国农民，更关心的是能否带来实际收益。这些疑虑来自于那些乡建所在村落的村民，甚至是地方政府。在他们看来，短期之内，这些乡建的学者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一位乡村建设点的村支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也认同这些学者提升农民联合意识，也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一下子不能见经济效益”。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的一位朋友曾经自费去贵州扶贫一年，搭帐篷在田边，花去许多积蓄，但最终伤心而归。不仅乡镇官员从开始就不欢迎他，后来村民也不欢迎。
“他的许多建议、要求，或无意中挑战了村干部的权威，或与当地的生活方式不符。”该人士说。
“要找出农民想做什么。”茅于轼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一封邮件中写道。在他看来，“几件事是农民所欢迎的”——小额贷款或其他金融服务，让农民能够借到钱；改善教育；改善医疗服务，方便农民就医，降低费用。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曾经去印度的的赤脚学院考察。有志于乡村建设的志愿者都是通过这个组织深入印度农村。
邓国胜发现，这里的志愿者有的懂生产技术、有的懂节能、有的懂打井、有的懂社区管理，“有各种不同专业的人在做”，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些专业志愿者在中国凤毛麟角。
对此，78岁的茅于轼感慨，目前中国做农村工作的人非常缺乏，和农民的人口比例不相称。
事实上，目前从事乡村建设的人员，主要还是此前关注“三农”问题的学者，“少得很”。这已经不同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思潮。
“那时，知识分子把乡村建设视为救国的途径。在他们眼中，农村破产牵涉到整个国家的危亡。现在，精英人物已经很少关注农村了。”曹锦清说。
(本报记者邓瑾、徐楠、余力对本文亦有贡献)
2006年11月初，叶敬忠等五位教授联名向中央上书，表达他们对于目前新农村建设的看法：
1.新农村建设在部分地区缺少切实举措，导致农民失望、干部彷徨；
2.农民面临缺少生产性贷款等生产发展方面的困难，再生产投入不足；
3.乡风文明建设的村级公共设施匮乏，公共活动无从开展；
4.村庄亮化等工程并非农民最急需开展的村容整洁方面的活动，改造农村卫生条件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束之高阁；
5.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民主管理与民主决策方面缺乏公众参与；
6.新农村建设各地千篇一律，忽视了各地区和各类型农民的多元性需求差异；
7.目前的试点村做法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8.一些媒体的片面报道和地方政府的夸大宣传，使得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完成时间缺乏客观评价；
9.留守人口权益缺乏保障。
9点建议：
1.重视部分地区出现的农民失望、干部彷徨的情绪，国家应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制度；
2.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3.发挥女性和老年人的自身优势，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
4.村容整洁方面应该重点关注农村的垃圾治理、道路硬化、房屋和街道布局与规划等农民急需改造的方面；
5.加强民主管理与民主决策等村民自治制度内容，实现真正的民主治理；
6.关注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农民的需求差异，进行参与式新农村建设规划；
7.试点村建设应因地制宜地进行，探索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模式；
8.重视50%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10年内完成的预期，改善宣传方式；
9.关注留守人口，从村庄层面保障其权益。 （来源：
新村教育是韩国新村运动成功的关键，这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还只是一句口号 麦圈／图
农民更关注眼前利益有时会影响新农村建设 麦圈／图
南方周末记者 徐 楠
韩国的新村运动专家一直强调：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其最大特色就是农民自己上台讲述成功事例和亲身感受、体会，并通过真挚、双向讨论共同取得进步。
韩国1970年代后形成的以农民为主体，媒体和专家深入参与，各个阶层充分沟通的发展模式，是韩国转型成为现代国家的关键
14年前，教育部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水山开始跟踪研究韩国“新村运动”。2006年，因为“新农村建设”的提出，这场原本不为人所知的社会运动，迅速成为人们瞩目的热点。
2006年5月29日，第十届中韩农业合作委员会在首尔召开。众多省区纷纷派出考察团，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韩国开始为中国
公务员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在如何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发问中，韩国成为一个镜鉴。
如今，“新农村建设”行至第二个年头，农民参与的问题沉甸甸地摆上了决策者的桌面。本报特别针对韩国新村运动中的社会参与、资源整合等问题专访李水山。
从“官主导”到“民主导”
南方周末：在您的观察中，韩国农村三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怎样开始的？
李水山：1970年代初开始的15年内，韩国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有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城市居民，1980年以后，韩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也超过了城市居民。现在韩国的农民减少到全国人口的6%左右，新村运动也升华为新国家运动，建立了和谐、诚信、文明的新国家，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
这首先得益于韩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扶持，如免除购置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金的贷款利息，后来连本带息都免除了。
南方周末：其资金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是怎样实现的?
李水山：新村运动一开始，韩国政府向每个村无偿提供300袋水泥和钢筋，后来政府以惠农贷款、支农资金等方式提供，民间企业也提供了资金与物质支持，前15年总体上政府、民间、农民投入比例为57∶32∶11，进入1990年代以后则主要由政府来提供支持。融资，主要得益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农协银行与农业银行合并，成立农协银行，为农民提供比商业银行低息的贷款，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这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南方周末：怎样评价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的作用？整个运动的关键转折点是转向民间自发的运动，这一转变是如何实现的？
李水山：韩国新村运动一开始由政府主导，叫“官主导”，后来韩国学者们发现这样有很多弊端，没有真正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后来通过改进，逐步过渡到政府和民间共同主导，叫“官民一体”，再后来就变成“民主导”，完全由非政府组织、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宣传和评价，这就是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他们还有金融、图书、培训、宣传职能和资源。
尽管在韩国也曾有人想否定这种体系，但有法人资格的民间组织已经确立了社会运行体制和机制。在这不断改进的过程中，通过学者深入参与新村运动，开展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并矫正，各级政府也通过学者们的建议得到信息。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既需要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参与，发挥主体作用，也需要专家和媒体的深入参与，才能建立科学的组织实施、反馈、矫正和完善的运行机制。
南方周末：社会各方力量怎样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相互协调、整合?
李水山：韩国新村运动在初期也存在着中央各部委不参与、不协调、不合作的问题。1970年代初，有些发展中国家知道韩国开展新村运动很有实效，就问韩国外交部，结果外交部的官员竟然答不上来。还有财政部、交通部、卫生部、电力企业都不知道如何支援农村建设，有的部门因支农项目没有多少经济效益而不感兴趣。
韩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中央各部委统一领导小组和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监督和评价。此外，还设立了由学者广泛参与的咨询组织和咨询报告制度，各大学都先后成立了新村研究所。各媒体积极配合，每天重点报道农民和农村变化的真实情况。高级公务员也通过与农民一同培训，亲身耳闻目睹了农民的困难，扭转了官僚主义、衙门作风。
“干！就能成功！”
南方周末：韩国新村运动前的社会矛盾基本状况与当前中国有无相似之处？从我国新农村建设实施至今的现状来看，哪些是值得借鉴的？
李水山：197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当下情况非常相似。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农村问题十分突出，东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相互冲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蔓延。
两国都是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鄙视、逃离和离弃农业、农村风气蔓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普遍缺乏自信，文化素质有待于提高。
虽然中韩两国的国家制度不同，但中韩两国都是国家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着惊人的相似。
但中韩也有不同之处：中国曾经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韩国严重得多。韩国国民没有经历过类似我国的“文革”运动，另外宗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民社会的信仰和诚信基础好一些。
还有一点，必须牢记：在韩国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文思想毕竟占主导地位，尽管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在制度革新上还是民主、自由、和谐、竞争的理念更受尊重。韩国新村运动的最重要的理念是“我们能做！”“干！就能成功！”新村运动是农民靠自己的勤劳致富，始终以农民为主体的创造与建设运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实践运动，激发了全体国民参与。
教育是核心
南方周末：您认为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是什么呢？
李水山：韩国的新村运动专家一直强调：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的确当年的农村修路、建房、提高农民收入和福利，早已完成，如今仍不减当年的就是农民培训和新村教育。现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研修院始终车水马龙，从不间断。
其最大特色就是农民参与讨论的培训，当然也有专家、学者授课，还有牧师、和尚讲课，很有特色，但最重要的还是农民自己上台讲述农民成功事例和亲身感受、体会，并通过真挚、双向讨论共同取得进步。
有一位叫河四容的韩国农民曾当过兵，但因肺结核中途退伍，结婚后他都养不起全家。后来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学会种蔬菜，开始有收入，后来买了几十亩地，还盖了楼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勤勉、自助、协同”和“干，就能成功”的新村理念。他在总统、诸位部长面前讲述了自己的感受，总统非常高兴，在青瓦台总统府接见了他，并当即决定奖励他1000万韩元，这笔钱相当于他二十多年的收入，但他婉言谢绝了。至今他还居住在那栋居所，每年还为村政府和村民糊上千个信封，收集扔掉的纸杯作栽育庄稼苗用，堪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农民楷模。
1994年4月我在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参加新村培训时，每天早晨6点，曾经担任道知事(相当于中国省长)的院长第一个到现场敲响大钟，学员们在教职员工的带领下参加升旗仪式和晨跑，当看到七十多岁高龄的韩国农民在晨跑时那样精神抖擞，觉得韩国的新村教育深入人心。
1970年代时，韩国的农民、公务员、学者、军人、企业家都参加过新村教育，几十个人住一个宿舍，一起生活和讨论，每天晚上的讨论，没有等级之别，通过这种共同生活，企业、政府、军队高级干部都能仔细了解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难题，使他们找出了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
南方周末：经过新村运动，韩国的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李水山：韩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是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但是韩国农业依靠先进的农业科技教育和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农业体系，但是农业生产率低，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受到冲击，对韩国来说是一次次艰难的考验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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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村运动30年历程
●1974-1976年 “新村运动”迅速向城市扩大
●1977-1979年 建设工农基地及新农村工厂等，推进城乡一体化
●1980-1989年 从政府主导方式转变为民间主导方式
●1990年至今 掌握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