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到2001年间，在美国实际工资增长总量中，前10%的高收入工薪族获得了49%的增量，而前1%的工薪族获得了惊人的24%。而同时，垫底的50%工薪族获得的份额还不足13%。情况为何会这样呢？非平等主义者是否应该在意呢？
我引用的数据来自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两位作者一篇出色的论文*。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问题：假如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为何美国大多数公民没有变得更富裕呢？
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所得之间的正常关系被打破了。所以从1966年到2001年，实际收入中位数(在收入分配中居中者的收入)仅提高了11%。同期，位置排在自下而上90%(自上而下10%)的工薪族收入提高了58％，排在99%的工薪族提高了121%，而前0.1%的工薪族提高了236%，前0.01%提高了617%.
1997年到2001年间，前0.1%的工薪族在工资总增长中获得接近8%的份额，而前0.01%得到将近4%。后者在增长的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超过20%收入最低工薪族的2倍。结果，美国的收入分配，在过去40年里明显变得更加不平等了：前10%的份额从1996年的27%，上升到了2001年的38%；前1%的份额从6%上升到了12%；前0.1%的份额从1%上升到了5%(见图表)。
这些数据仅代表工资收入。而市场经济中最富有的人是生产资本的拥有者。这点仍然成立：在2001年，前1%的收入所得者得到了非工资收入的34%，但“仅”得到了工资收入的11%。这里的不平等同样在上升：1966年，这个精英群体只获得非工资收入的24%。而在前1%的收入所得者中，非工资收入在收入中的份额也在下降，从1966年的61%，下降到2001年的50%。对前0.1%的收入所得者，这个比例从收入的72%下降到60%。
对那些位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人来说，工薪收入的重要性在提高，这在一项针对更长期转变过程的分析中也有所反映**。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中叶急剧下降后，现在正在回到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水平(见图表)。1971年，美国收入分配中前0.01%的份额，从1916年的近4.5%，下降到约0.5%，1998年又上升到3%。上世纪早期的下降多是由资本收入的骤降造成，1971年之后的上升多是由工薪收入的提高造成。
结果，作者得出结论，“在收入分配的顶端，顶尖工薪族取代了资本收入所得者的位置。”此外，其它英语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但程度较小，不过在日本和欧洲大陆则非如此(见图表)。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经典的解释就是“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全球化对无技能人员收入的影响则强化了这一变革。但正在显现的模式却几乎无法以此来解释，因为即便在具备很强技能的人群中，收入差距还是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增长。
看似更为合理的答案是，体育与娱乐圈的“超级明星”现象，以及企业老板和投资银行家攫取比以前高得多的相对薪酬的能力。西北大学的作者断定，在美国收入分配的0.01%精英中，顶尖企业高管的收入占到一半多。
那么他们值这么多钱吗？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我对此就持怀疑态度。美国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与平均工资之比，从1973年的27倍上升到了2000年的300倍。但这种暴涨基本上限于美国。虽然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表现可能比其它地方的好，但也很容易找出表现令他们黯然失色、酬劳却不及美国同行的非美国首席执行官。实际上，高管的报酬是一场交替前进的游戏，每家公司的薪酬委员会都试图付给首席执行官高出平均水平的报酬，上述结果就不可避免了。
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收入分配中的这些变化要紧吗？我会说，即便对非平等主义者也很要紧，原因有三：
首先，收入状况的流动性并不能抵消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如两位西北大学作者所指出，“收入顶端的人有一半10年后仍然在那里，但相对垫底的人群而言，收入顶端人群的财富在持续增加”。脱离底部的机率很小。此外，两代人之间的机会也受到了负面影响。
其次，经济未能在过去数十年为多数人带来不断提高的收入，导致人们气馁。美国的个人主义或许能抑制这种反应，但大部分文化做不到。
再次，政治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民粹主义：美国“右派”已成为“富豪民粹主义”(pluto-populist)——一个由自由市场倡导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保守主义者组成的联盟，而“左派”则日益变成了“保护民粹主义者”(protecto-populist)——一个由贸易保护主义者、主张政府干预的人士、社会自由主义者和反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联盟。这会危及到知识分子的团结与理智的决策。
只要新增收入的分配仍然像近几十年一样不公，美国的政治就很可能至少依然像今天一样难以驾驭。此外，只要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许多其它高收入国家就会抵制美国的经济模式。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回归是件大事，对于美国和世界都是如此。(镀金时代:美国历史上1870年代出现的粗鄙实利主义和明显政治腐败时期——编者注。)
*伊恩•迪尤-贝克(Ian Dew-Becker)和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到哪去了？》(Where did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go?)，国家经济研究局11842号工作论文，2005年12月，www.nber.org。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顶端收入演变》(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国家经济研究局11955号工作论文，2006年1月。
